本人20多岁来澳洲念书，辛辛苦苦读完大学，出来碰到了经济危机，然后是不断地找 工作，投简历，外带打临工。最后开始在州政府某部门 开始职业生涯。其实政府工作不是人们想的那样，每天那份报纸，上上网聊聊天，时间一到拿包走人。忙起来的话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经常客户一个接一个的来，好像说好了一样。之前还一个没人有，突然之间开始排起了长队。
我刚刚进去工作的时候，整天提心吊胆，因为是Contract,该让干啥就干啥，因为你也不知道哪天就被踢了。一开始要学的东西很多，有很多法律上的文件要看，比如说，生意合同，房产转让书，申请表，各式各样的申请表，每一个申请表由不同的要求各式，要看懂，理解并且解释给别人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尤其是像我这种外来人员，英语不是母语国家的人。如果运气不好，碰上一个坏脾气的顶头上司，日子其实挺难过的。
和我一起进去的还有一格马来女生，是在这里出生的。她爷爷奶奶那一辈好像是二战时期从中国逃到马来西亚去的，后来父母来了澳洲。她看起来很朴素，从来不化妆，对衣服也没有老外那么讲究，人很温和，平时经常向她询问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她也很乐意解答。
我刚进去的时候，经常受到一个叫Cherrie的女人排挤，其实她头衔和我一样，只是比我早进去了几年，经常倚老卖老让我干这干那，我也都照办了，没办法，谁让我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记得有一次我要citizen考试了，就乘没事的时候偷看了一会考试手册，虽然知道考试不难, 但是考试前总是要紧张的，所以就看了一会，不想被她看见了，然后她就去和我的上司大报告，说我工作不认真，害得我被上司大骂一顿。我一直背地里叫她女胖子，因为她实在太胖，走路两只脚分开来，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圆规”。她以出言不逊和语大气粗而出名。我们开会的时候，她经常会来一句“why？”然后搞得经理都无言以对。后来她因为其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辞职不干了，我暗自庆幸了很久。
Ian，快退休的一个老头，年龄的关系头颈有点往前弯的职不起来了。我和他关系一直不错。他是内部一个专门收发信件的，有点像过内传达室的。不过他工资挺高的，政府么，待遇还是不错的。他每天进出我们部门好几次，经常和我打招呼。人特别和蔼。他说他的妻子是俄罗斯人，所以我们都很好奇。俄罗斯人么，是美女的代言词。他说他1964年圣诞前一天遇见他的妻子。当时她碰巧坐在他的旁边，然后他们就不停的聊天。到了 悉尼的时候她正好要去见一些朋友，结果他也跟着去了，他边说边笑。好像这件事是他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后来他们就好上了。我说俄罗斯人都是金发碧眼咯。他说不是，她其实是一半俄罗斯，一半中国人的混血。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在二战之前，她父亲在中俄边界做生意，手里还有很多地，他的手下还有好多员工。后来二战的时候，他还帮助他的员工，提供衣食住行。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并且他和他妻子被送到改造中心进行“改造教育”。出来后一无所有的他，靠关系找了两条路，要么和她妻子儿女一起去苏联，一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要么他的家人可以去香港，而他必须留在大陆，具体理由不是很清楚。结果他做了最艰难的决定，坚决让他的家人去了香港。后来她的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到了澳洲。这个女儿最后成了他的老婆。
我们都听了入了迷，好像一部电影一样。他说他本来劝她老婆把这个写成书，不过她老婆不肯，说记不得太多东西了。不过Ian能说一口流利的俄文，说得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听得懂才怪了。不过他喜欢喝伏特加，和我说好的伏特加放在冰箱里是不会结冰的，因为酒精浓度很高。他还和我列举了很多伏特加的牌子，greygoose, sminorff, absolute等等。边说边表现出陶醉的样子。要不是他还上班，估计还会喝上一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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