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在外滩某餐厅和一个法国人同桌，这位仁兄来华多年，娶了中国太太，却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哪怕是PillowChinese。但是，这显然丝毫也不妨碍他对中国太太和上海大闸蟹的热爱。其研究之细，技术之精，吐纳之熟，绝不输“本帮”上海人……要知道，能像上海人一样吃大闸蟹，对老外来说，相当于一个中国人在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拿了满分然后于2000年移民美国接着在2012年当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总统。然而话虽如此，聊着聊着，逐渐地就觉得越聊越不会聊了；说着说着，终究还是察觉出有些不对味了。盖因用国语谈大闸蟹，已觉到喉不到肺（相关专有名词，必须说吴话才到位），用英语谈，就更不舒服了，那感觉，就是用刀叉吃大闸蟹还戴着手套──这一切，都怪他在揭开第二只蟹盖之前认真地问了一句：“hairycrab, do you prefer male or female？” “呃……好吧，这个这个，hairycrab，我当然更爱雄的、公的、男的、male的，尤其是在11月。至于October嘛，我就比较preferfemale了（坏了，“九雌十雄”英语要怎么说？）。”但是，male orfemale？这个“比上班还要痛苦的语言酷刑”，从语境到情境，还是强劲地将我当场击倒，并且带我准确地、无缝地从餐桌瞬间穿越到了某座公厕的大门口。
这里，或许可以参考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论”。按照他的理论，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模式和形态，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对该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的过程中起到框架似的作用，导致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观照世界，从而产生不同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同时也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思维。在沃尔夫之前，德国学者洪堡特（Wilhelmvon Humboldt），也在《论人类语言建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思想发展的影响》（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of the HumanSpecies）中指出，世界观的形成要通过语言实现，而不同语言的内在结构为人们展现出来的世界是不同的。上面有关大闸蟹的例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些假设。因为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或者说是在特定的大闸蟹语境中，人们作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到了其他的语言里，因为缺乏这些词汇，或有着不同的联想延伸意义，人们不同的反应也就自然出现了。在文化意识层面上，这还多少涉及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讲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建构中，原型却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形态来对使用该语言的个体产生独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