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往北，后八家村，一个距离中关村电脑卖场仅3公里的地方，是北京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一条街。 5月13日记者随着过往车辆艰难穿行其中，路的一边是机器轰隆的建筑工地，另一边是垃圾回收摊贩的吆喝声。每天早晨，这些商贩把金杯车、人力车往路边一支，一间流动商铺就摆起来了，守株待兔。 每天傍晚，这些商贩把收集到的“货”运到更北边的天通苑东小口。在那里有一排排的分拣工厂，对这些电子产品进行拆解。拆解之后的产品，一些流通回到电子卖场；金属线等则被运往天津、河北，最终无法在当地处理的电子垃圾，悉数运往广东贵屿等地深加工。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最近几年，中国每年至少报废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电冰箱、500万台洗衣机、500万台电脑及上千万部手机。这些电子垃圾，每年会产生5亿多吨的危险有毒废物，成为巨大的污染源。 “企业在拆解电子垃圾后，往往出于成本考虑，只以最省钱的方式提取出有价值的资源，而不顾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对于那些没有回收价值的垃圾，往往焚烧、埋土或丢弃于河流中，或者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聂永丰认为，这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无效的“厂商回收” 一年365天，后八家村的路边摊主都在等待提供货源的人力车夫。 公众对这样的人力车并不陌生。一辆辆破旧的三轮车，挂着回收条幅，天天蹲在小区门口。他们走街串巷，深入到北京城各个角落，是电子垃圾回收的前锋。 更“高端”的回收者在电子卖场周围集聚。在北京中关村、朝阳门、公主坟等电子产品大卖场，聚集着大量个人商贩，兼具运货、卖新货、收旧货等多重身份。 这其中，还有穿行而过的人力车夫，他们帮顾客运送新品之后，带回旧产品，跑一趟，一举两得。 “提供电子垃圾的人群绝大多数是个人消费者。” 爱回收CEO、联合创始人孙文俊告诉本报。他曾做过调研，年轻人平均七八个月换一部手机，而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每个家庭都有两三部闲置手机。 除个人外，实力更强的商贩还盯住了一次性出货量大的企业。“企业的电子产品更新较快，一般3到4年淘汰一批。”前文所述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已经有一些固定的企业客户，如企事业单位、网吧、公司库存积压品等。 回收链条上，除商贩由于利益驱动积极回收电子垃圾外，各个PC厂商与手机厂商也大多设有电子产品回收点。每年各厂商都有预算投入这块赔本的“生意”，但厂商的电子垃圾回收一直收效甚微。 “这些回收点基本收不上来什么东西。”孙文俊告诉记者，由于厂商收购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使得消费者不愿意回收。并且，厂商设置的回收点也很少，并不方便。 实际上，众多厂商出于各种考虑，并未在内部进行产品回收处理。 据科技网站TechinAsia报道，广东贵屿垃圾处理集散地不仅聚集了来自全球的旧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零部件，并且还有来自惠普、三星和松下等公司几乎全新，但因存在部分缺陷而无法出货的产品，还有AMD没有使用过或准备返修的芯片。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的数据，目前，全球电子垃圾中有72%左右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中国。由此，广东贵屿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电子洋垃圾之都”。 “最后，所有的电子垃圾都会打包运往广东，包括电子产品上带的塑料，管子，甚至显示器的碎玻璃。”上述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交通成本高，广东的买家通常是，等北京的电子垃圾备齐，隔一段时间拉满满一箱走。 高污染的“二次加工” 在全国各地的电子垃圾处理中心，那些稍经整修就可继续使用的电子产品，往往被送往二手卖场。 一位中关村二手电脑城的销售人员告诉本报，一台E5200双核2.5GHz处理器、2GB内存、200GB硬盘、独显256、华硕DVD光驱的台式电脑，配上液晶显示屏，售价在1600元左右。如果碰上不懂行的买主，还可要价更高。 某个知名国产手机在回收上做得比较积极。由于工业设计的原因，它的手机自建渠道直接回收，回收上来的手机，更换一下零配件或外壳，再刷新软件界面，就可以出货了。 翻新货还经过各种中介在国际间流通，“每年，各个品牌手机、贴牌手机都会将大量二手机销往南美等国家，以及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孙文俊告诉本报，经过更换外壳、更换零件之后，往往都能使用，在性能上与之前机器相差无异。 而那些没有破损的组件，稍经处理就可以当“新品”卖。比如，内存条用酒精一擦就跟新的一样，CPU用纸一擦就干净，硬盘也只需格式化，再用酒精处理一下就行。 在此之外，全国所有需要二次“深加工”的电子垃圾就来到了广东贵屿。在广东贵屿，有数万人从事焚烧废旧电子产品，和塑料回收分解工作。 “越大的东西，回收价值越低。家电中的铁、铝都不值钱。有价值的是电脑、手机等小东西，因为含有贵金属。”聂永丰告诉记者。据孙文俊介绍，那些彻底报废的手机，每部大约可以提取价值1美元的贵金属。 虽然价值高，但是电子垃圾的处理成本更高。出于成本考虑，企业通常不采用污染较少方式处理。比如，很细的金属线无法剥皮提取，企业往往直接将皮焚烧抽取金属线，“这种方式对空气的污染非常大。实际上，企业可将线切成小粒，再用机器来分解抽取金属。这对空气的污染小。”聂永丰告诉记者。然而，企业似乎等不及。 无论是北京东小口，还是广东贵屿，电子垃圾的拆解都是纯人工操作。据相关媒体报道，操作工人将电源板放在电热器窄小的吹风口下烘烤两三秒钟，便用镊子将板上的芯片、电容、电极管等电子元器件取下，分别放入不同的陶瓷小杯中。 接着，他们用硫酸水冲洗电路板，并焚烧那些无法再回收的垃圾。这些电子产品当中含有十几种回收价值较高的金属，如铜、金、银、钯等，但亦有铅、汞、镉、六价铬、锑、铍、镍等有毒有害物质。 当将有价值的东西回收之后，那些没用的电子垃圾残余物（包括有毒物质）也焚烧或者填埋在土里，“这些电子垃圾都没办法化解，只有污染环境，如，显示器的玻璃碎片也是如此。”聂永丰说道。 孙文俊告诉本报，目前，国内的环保技术并不先进，垃圾的价值与意义也未被社会认识，成本远大于收益；许多被国家认证的分拣中心、电子垃圾回收企业只能依靠国家的补助度日。 【评论：工信部应当加强监管】 中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联合国的权威说法。”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赖芸对本报记者表示，“广东贵屿还属于发达国家向中国非法转移电子垃圾的案例，但是国内自产的电子垃圾在飞速增长，亟待引起关注。” 赖芸从2000年开始即关注广东贵屿电子垃圾现象，并多次进行实地调研，对电子垃圾问题痛心疾首。 他认为，公众参与是解决电子垃圾问题的重要基础，因为大多数电子垃圾都是由居民消费产生的，而公民的意识和参与程度还不够，政府、企业和公众应当合力建立一个正规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 中国的废弃手机将增长7倍 《21世纪》：作为固体废物的一种，电子垃圾在中国有多大规模？ 赖芸：根据201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回收——化电子垃圾为资源》报告显示，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电子垃圾以每年3600万吨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年产230万吨电子垃圾，仅比电子垃圾最大国美国少70万吨。 这份报告也指出，到2020年，中国的废旧电脑将比2007年翻一番到两番，中国的废弃手机将增长7倍，可见未来中国将成为电子垃圾的的生产大国。 《21世纪》：那么我国电子垃圾都是怎么产生的？ 赖芸：和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电子垃圾既有国内消费产生的，也有从国外进口的，前者大体上可以估算，而后者由于没有官方的数据，难以计算。 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曾公开指出，我国是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据统计，2008年我国电视机产量 9015万台、冰箱4600万台、洗衣机3900万台、空调6850万台、电脑13800万台、打印机6167万台、移动电话6亿部。由此专家估算，目前我国电器电子产品每年淘汰数量以千万台计。现在四年过去了，规模可能还在继续变大。 实际上通过走私进入到中国的电子垃圾也很多。虽然没有直接的数据，但是有一些间接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美国回收的电子垃圾的50%-80%都要出口到国外，其中90%到了中国。 垃圾有毒 《21世纪》：为什么会有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走私电子垃圾？ 赖芸：电子垃圾的回收价值比较高，包括贵重金属、塑料、玻璃以及一些能再利用的零部件。根据国外的研究，1吨电子板卡，可以分离出286磅铜、1磅黄金、44磅锡，仅1磅黄金就价值6000美元，对这些电子垃圾的拆解进行不需要先进技术、设备，成本比较低，有利可图。 同时，再加上发达国家环保法律严格和人力成本相对较高等原因，发达国家自身处理电子垃圾的成本很高，利润空间不大，而在国际贸易中存在各种漏洞的前提下，很自然地这些电子垃圾从发达国家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国际间的电子垃圾非法跨境转移现象十分严重。 前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有毒的“电子垃圾”的主要来源。 《21世纪》：电子垃圾的规模这么大，那么电子垃圾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哪些危害？ 赖芸：电子垃圾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的化学物，包括重金属铅、水银、镉，这些重金属会影响人体的中枢神经、血液循环系统、肾脏功能等；电子垃圾的塑料含有溴化阻燃剂，会干扰人类的荷尔蒙系统；溴化阻燃剂及经常使用于电子产品的聚氯乙烯（PVC）经燃烧后，会释放出致癌物质二噁英。这些有毒物质都会长期累积于环境之中，并有可能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当然，这些危害是否发生，与电子垃圾拆解处理的方法和工艺有关。电子垃圾如果是送入正式的有资质的公司，处理得很规范很科学，其产生的危害就小一些；如果是进入原始的手工作坊，通过酸洗、焚烧或者烘烤等方式进行处理，其危害就很大，比如在广东贵屿，空气、土壤和重金属污染十分突出，媒体报道已经很多了，可谓触目惊心。 规范与回收体系待建 《21世纪》：如何解决电子垃圾的问题？ 赖芸：在前端的电子产品的生产环节，主管的工信部应当加强监管，强制企业在原材料选取上减少使用有毒有害物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电子垃圾的危害。应该说，这一环节的空间很大。 其次，在终端的电子产品处理环节，应当建立一个有效和规范的回收体系，促使更多的电子垃圾进入正规的处理厂。这个环节是最难的。 《21世纪》：为什么说建立规范的回收体系是最难的？ 赖芸：目前，居民产生的电子废物的回收方式主要有正规与非正规两种渠道，正规渠道指交给专业回收处理公司及政府指定的固废管理单位，非正规渠道主要是个体商贩在社区的回收，往往容易流入到落后的拆解作坊进行处理，造成污染环境。而电子产品二手市场与维修市场大多处于正规与非正规间的灰色地带，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 在很多研究、媒体报道中，非正规渠道一直是居民电子废物回收的主要渠道，所占比例高达60%。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21世纪》：对此，你有哪些建议？
赖芸：值得一提的是，“以旧换新”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以北京为例，北京自2009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家电“以旧换新”工作，为电子废物的正规回收渠道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如今政府推动的家电“以旧换新”已经占到45.9%，高于直接卖给回收小商贩的43.9%。如果政府继续进一步推动以旧换新工作，加强电子废物危害的意识宣传，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正规的回收体系。 天津和昌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雷亦坦承，许多企业因金融危机都停止了电子设备的更新，让做回收的它们“无米下锅”。虽然后来的“以旧换新”给了一些政策利好，但仍然“干渴难忍”。这样的不良运营自然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提升技术。（王尔德）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汤浔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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