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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还相对弱势,那么不被旧均衡束缚的美国很可能会提高要价。所以,不管是朝鲜问题、台湾问题,还是中美贸易问题,变化才刚刚开始。
英国《金融时报》3月27日发表题为《中美关系:特朗普的新要价》的文章称,世界政治是一个精巧的局,相互依赖制约,形成均衡。现在,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会成为改变中美关系均衡的重要变量。
中美关系的核心利益
在博弈论中,决定均衡的是参与游戏的玩家在不同策略中的收益,中美关系中双方的收益点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收益变量就是所谓的“核心利益”。
1948年后,美国“连日制华”,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底子就定下了。
虽然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在苏联是共同威胁的基础上,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文革”期间访华,中美关系缓和。改革开放后,搞“和平典范”,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但中美关系意识形态的底子仍没有变。
在2010年,在一次公开论坛上,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表示,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是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第三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条是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一开始就是围绕的这条主线。台湾问题,某种角度,就是一个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道统问题,即相对的合法性问题。台湾不能代表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大陆政权的道统,也即合法性。
从这个角度,中美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一中各表”,是中国取得美国合法性确认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是美国与中国做交易的一个结果。换一句话说,美国人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作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上的妥协,有一个报价。
新的要价
任何一个国家,其内部利益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分层,就很难避免其他国家利用这一点不断要价。核心利益的排序,意味着交易的空间。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即便现在没意识到,或仅仅是直觉性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马上也会从中国政府的反应中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既然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利益首要利益,既然中国仍然需要全球化,既然中国还相对弱势,贸易弹性更小,那么,不被旧均衡束缚的人很可能会提更高的要价。要价变了,收益函数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个时候,旧均衡就会向新均衡变迁。所以,不管是朝鲜问题、台湾问题,还是中美贸易问题,变化才刚刚开始。面对新的要价,如发生贸易对抗时,经济回缩,这就意味着“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价值观议题会更猛烈的,以多种形式,在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冒出来。对中国而言,满足对核心利益的要价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满足要价的后续影响。
这个要价过程,称之为妥协也好,付出也好,或者贸易平衡也好,总之,“买买买”是一个再次绑定的好办法。但是,但对中国而言,这些政策的后续结果并不积极。
增加进口,会冲击国内经济与就业;放开保险、银行等法治密集型产业,必然对法治与透明度提出进一步要求。另一种办法是,正如中国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也是外交的基础,应对特朗普的新要价,敢于还价,能够承受贸易战后果的另一个方法,是缩小中国核心利益几个层次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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